星云大师《图利他人》
多年来，我每次从媒体报导看到公务人员因为图利他人而被撤职查办，吃上官司的消息时，心中不免奇怪，身为国家公仆，只要是正当事务，不为民求福、图利他人，难道要图利自己，私心自用吗？儒家提倡舍己为人，墨家提倡兼爱非攻，道家提倡无私寡欲，耶教提倡服事于人，而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教义更将正当的图利他人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我在佛教家庭长大，从小出家学佛，在耳濡目染之下，我就自许不做自私自利的人，不做刁钻刻薄的人，不做骄傲自恃的人，不做忘恩负义的人……，要做与人为善，“图利他人”的人，没想到这个观念居然使我一生受益不尽。
记得童年时，我就经常替父母分担家事，帮助兄姐解决困难，为师长们跑腿办事，襄助同学一臂之力，我从“图利他人”当中学习到许多做人的道理及处事的经验。
二十岁时，来到台湾，我帮忙挂单的寺院每天打六百桶井水，买八十人份的菜米，还要洗厕所，扫落叶。冬去春来，我每天仍照常上殿、禅坐、念佛、写作……，当时的环境虽然很差，但是却忙得不亦乐乎。看到现代的青年尽管环境良好，却烦恼丛生，究其原因，都是由于只看到自己的利益，我不禁感到“图利他人”其实得益最多的还是自己。所以，我常常教诫徒众们：“要常想自己如何为别人作因缘，而不要想别人如何待我们好。”
后来一些寺院请我去驻锡管理，想到其它同道的需要，我一一介绍他们前往任事。多少年过去了，听说台湾早年有许多佛寺在没有法师住持的情况下，被一些附佛外道占用，不禁感谢当年这些同道答应住持，使得正信佛法不致被扭曲。
一九六一年，我想去美浓闭关，偶然得知某一法师也有此意，我立刻将关房让给他用，并常去探望他，建议他如何阅藏、写作。六年过去了，他出关弘法，我欣见佛教多了一位青年才俊，心中真是欢喜。后来他又因为身分证上没有父母名字，以致拿不到美国签证而未能应邀至纽约弘法，我听说此事，立即为其设法请高雄警察局姜振勋督察长设法，帮他在身分证上添加父母名字，不久之后，他到美国担任住持，我也为大法得以西行而高兴万分。两年过去了，他回台湾有意接掌师父的遗产，我也抱持乐观其成的心，一再请张少齐居士重视他的未来性，后来，终于成功。这些微力助他之心，只觉得是为人应有的行持，并不冀求有丝毫的回报。
创建佛光山以来，我立下“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的信条，教育所有的弟子，希望大家以佛法平等无私的胸怀，来“图利”一切的众生。今日，佛光山的道场不但遍及美、加各大都会，后来更应各国信徒的要求，在南美、中美、澳洲、非洲、亚洲等地设立别分院，除弘法利生之外，还设立了接送飞机、中华学校、松鹤学苑、托儿育幼、午斋供应、以粥代茶等服务项目，凡此种种都获得当地民众的好评。这一切证明了“图利他人”、助人成事的观念才是正确的。
早年我被推选为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自忖有更多的机会能为大众服务，所以，对于一切会务，我都殚精竭虑，全力以赴。主办护国息灾法会时，我一无所有，凭着利济众生的诚心，兢兢业业，结果轰动一时；受命远赴东瀛，为台湾争取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会籍资格时，不谙日语的我，竟也凭着为国为教的决心，获得对方首肯。甚至在经济拮据时，我曾为会址的兴建捐出不少净财；后来，中国佛教会主办世界佛教僧伽会，佛光山捐了二百万元；中国佛教会开办玄奘大学，建校筹款运动伊始，我们也赞助一百万元，以示共襄盛举之意。
我不但帮忙台湾教界，对于海峡对岸各个道场的来函化缘，我也随喜随分，不只资助三百家以上；其它如印度、锡兰、尼泊尔，乃至欧美国家的寺院募款，我都量力帮助。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佛学院落成，我错开忙碌的行程，特地去参加典礼；马来西亚佛教青年会道场开光，我也千里迢迢前往主持。我觉得能够“图利他人”表示自己很有价值，尤其目睹各地佛教，或欣欣向荣，或方兴未艾，自己能够稍尽棉薄之力，更感到与有荣焉。
我的弟子永有在伦敦留学期间，曾和我说：“一位南传佛教法师上课时，曾经告诉大家，出家人不能对在家信徒布施。”我听到这句话，觉得十分惊讶。佛教的六度波罗蜜里，以“布施”为上首，甚至主张实践“图利他人”的布施时，应该“三轮体空”，为何会有出家、在家之分呢？回想四十年前我在宜兰展开弘法生涯时，常用单银购买佛书、杂志，分送给年轻人看，他们在言谈时互相讨论，无形中带动了当地的学佛风气。得知乡民之中，有些人喜欢唱歌，却不得其门而入；有些人喜欢读书，却没有很好的教育环境，我便成立歌咏队，设立补习班，以音声、国学、文艺为因缘，方便接引青年学佛。久而久之，他们都将寺院看成自己的家一样。当我了解到当地缺乏完善的幼儿教育，于是办了一所慈爱幼稚园。为了提高教师素质，我甚至还节衣缩食，送几位幼教老师到台中接受训练，结果幼稚园口碑甚佳，学生达数百名之多，办学成果为全省之冠，而家长们也因为送小孩来上学，无形中接触到佛法，信仰了佛教。一些年轻人由入门初识到虔诚信仰，由护法金刚到义工菩萨，后来跟着我南来北往弘法利生，原本偏僻保守的宜兰小镇竟然成为日后台湾佛教蓬勃发展的摇蓝。凡此都是我始料所未及之事，但又何尝不是念念“图利他人”的善因所得来的善果。
为了“图利他人”亲近佛教，我为前来拈香礼佛的人端上一杯热茶，在氤氲的香气中，拉进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我为程度较差的人念书读报，在珠玑的字句中，培养大家对文学的浓厚兴趣；我为前来问道的人说法，从他们的言谈中，倍觉如何观机逗教、契理契机的重要性；我为伤心难过的人回信，从众生的烦恼中，体验弘法利生工作的刻不容缓。经云：“菩萨发心，自己未度，先度他人。”其实在图利他人，成就对方的同时，我们已经逐渐完成了自己。
四十年前刚来到台湾的时候，凭着一股弘法热忱，我忙过白日的法务工作之后，往往利用晚上时间来撰写佛教书籍，由于当时佛教经典发行不够普及，经常必须苦苦追忆过去所学，方能成篇。后来每念及当年窘境，我在出门弘法的时候，总是节衣缩食购买书籍，好让弟子们能够得到法益，甚至想尽办法，提供资料给所需的人。像蓝吉富要出版佛教书籍，需要日文资料参考，我立刻嘱咐当时远在日本深造的弟子依空代为搜集，他依言照办，拷贝寄回的资料竟达一尺多高；新文丰书局欲发行高丽藏经，我也将仅有的一套借给他们影印。一九五九年，我成立佛光出版社，所发行的书籍、录音带等文物，也一本“图利他人”的愿心，或采结缘方式印赠十方，或以大众化的价格供应读者。
得过金鼎奖，耗资一千余万元，费时十余年，动员数十位佛教学者编纂出版的《佛光大辞典》，本着促进两岸佛教文化交流的信念，我慨然将它无条件给中国佛教协会在中国大陆境内发行，希望大家都能得到法喜充满的人生。
许多弟子常对我说：“师父！您这样挖心剖肺地对待他人，但是他们都能了解您的苦心吗？您会吃亏上当啊！”我想“图利他人”不嫌多，虽然难免会有吃亏上当的时候，但是我宁可如此，更何况从吃亏上当之中，培养我包容天地，忍耐异己的胸襟。出家六十年来，再大的挫折都不足以动摇我的心念，想来也未尝不是人生一得。
记得西来寺刚落成时，为了办事的需要，常住曾到附近买车，日裔车商问清楚我们的需要之后，耐烦地说明那一种车比较便宜、实用，并且教导如何退税，由于他的“图利他人”，无欺诚恳的服务，七、八年下来，我们向这家厂商买了不下十多辆的载卡多。民族性的不同，“图利他人”的态度也千差万别，譬如日本商人的敬业精神就令人十分敬佩，如果甲店没有这样货品，售货员会不厌其烦地指点你去乙店购买，我遇到这类情况，在离开甲店以前通常都会多购买一些小纪念品以为感谢。加拿大的税务员最为彬彬有礼，不但依约定时间在门口等候迎接，而且还告诉你如何节税。反观台湾一些公务人员却以磨人为乐，总不一次说明如何办理，这一次也许怪你证件没有带齐，下一次又说你印章不合格，常常办一件事情，总要奔走来回三、五次，像佛光山的一些别分院道场，办个寺院登记，甚至要十年、八年才能拿到执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经历世间诸多风霜磨难，我深以为警惕，经常提醒自己，教诫弟子要常常“图利他人”，给人欢喜，给人方便。
信徒阿敏姑在宜兰开布庄，有一次她告诉我：“做生意很难持守妄语戒，因为如果对顾客照实说面料会褪色，就没有人愿意买了。”我教她：“你可以坦白对客人说明这一种布会褪色，但是比较便宜，一尺要四块钱；那一种布不会褪色，但是比较贵，一尺要八块钱。”她本著「图利他人”之心，不计得失，依法行事，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买了好几栋楼房。信徒奉献油香，有时我看对方经济不佳，不收他们的供养，他们感动之余，赚了钱以后，竟然不只十倍、百倍地奉献道场。可见“图利他人”其实是在为自己广结善缘，得利的还是自己，因为给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
西来寺刚落成时，“中华之声”电台的赵元元小姐想要采访我，她顾念到节目在夜间播出，时间太晚了，对我造成不方便，所以改以录音方式访问，我得知后，告诉她：“只要对人间有意义的事，不要说时间很晚，纵然刮风下雨，我也会欣然前往。”赵小姐对我的“图利他人”态度，心生欢喜，约定两天后在电台见面。去年，中华电视公司制作“莲心”节目，邀请我主持第一次的历史性 录像，我看到他们的企划资料，觉得这是一个有益世道人心的节目，因此怡然答应，虽然每次录像都要花上一天的时间，使我的行程益形紧凑忙碌，但想到能够“图利他人”，我觉得这一点牺牲仍是值得的。由于访谈内容都是对大家生活上十分受用的话题，所以播出之后，观众的反应十分热烈，我也感到非常欣慰。
我对于报社记者的采访，一向欢迎接待，坦诚相谈，只是他们总喜欢问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尤其台湾有许多记者不重视文教的价值，有时和他们畅谈了一个多小时有关宗教对净化人心的重要性，他们却片言只字也不刊登，只照着自己的意见，大谈佛教的财富。我虽然心中百般无奈不悦，但是生性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仍然勉为其难地接受访问，甚至体念到立足社会谋生艰困，往往主动结缘，提供一些资料给记者发表。如此多年下来，台湾的一些名记者像中央日报的李堂安、中国时报的苏正国等都和我成了莫逆之交。他们中肯而又不失生动的报导发挥了媒体造福人群的功能，可谓功德无量。这种图利他人的精神与方式，不正是社会祥和幸福的原动力吗？
多少年来，只要知道有苦难的地方，我都自动挺身而出，“图利他人”，像台湾的水灾，我不只捐助十次以上；其它如孟加拉、菲律宾、俄罗斯、神户、大阪、洛杉矶，乃至中国大陆各地的地、水、风、火等天灾人祸，我也都竭尽所能，倾囊相助。一九九四年，台湾因为台风过境造成严重的“八一二水灾”，总统李登辉先生大概知道我一向乐意“图利他人”，公开“点名”，希望佛光山能够捐输解困。我那时正在欧洲弘法，尽管佛光山也是灾区之一，心中忧心不已，我仍直下承担，登高响应，呼吁全世界的佛光会员发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精神，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勉力捐献了一千万元给政府赈济灾民。
近来，台湾社会治安败坏，重大刑案一再发生，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甚至一些民间团体在市街游行，要求政府提出革新社会的方案。一时之间，台湾的社会问题成了社会大众最为关心的话题，与我素昧平生的名教授邵玉铭先生在一次电视访问中谈及此事，竟然说道：“台湾要净化心灵，只有星云大师出来才办得到！”我辗转耳闻，除了感谢他的过誉之外，更觉得自己应该身先士卒，为社会安定尽棉薄之力。不久之后，我发起“慈悲爱心列车──环岛布教”活动，倡导社会安定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唤醒大家应从自己做起，除了揭橥去十恶、守七诫的德目之外，更主张要日行一善，“图利他人”。只见“慈悲爱心列车”所到之处，均受到民众热烈欢迎，许多人扶老携幼全家一起共襄盛举，他们顶着烈日，冒着大雨，跟着我们一路走下去，希望能走出台湾和谐、安定的康庄大道。有的人甚至搬出家中的饮食果蔬送给沿街布教的佛光会员们解渴止饥，我们坚信如果能将这种善良的风气持续传播下去，台湾的每一个人都是爱心人，台湾的每一块地都是慈悲地，那么何患社会不能繁荣进步，国家不能幸福康乐？
佛经云：“人我一如，自他不二。”冀望社会大众人人都能建立“图利他人”的观念，共同携手努力，共创美好家园。如果教育界都能努力教学，作育英才；传播界都能笃实客观，作正面报导；工商界都能改善质量，增加生产；政治界都能重视人权，为民谋福……，大家必能在共存共荣的基础下，享有祥和安乐的生活。
多年来，我每次从媒体报导看到公务人员因为图利他人而被撤职查办，吃上官司的消息时，心中不免奇怪，身为国家公仆，只要是正当事务，不为民求福、图利他人，难道要图利自己，私心自用吗？儒家提倡舍己为人，墨家提倡兼爱非攻，道家提倡无私寡欲，耶教提倡服事于人，而佛教“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教义更将正当的图利他人的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我在佛教家庭长大，从小出家学佛，在耳濡目染之下，我就自许不做自私自利的人，不做刁钻刻薄的人，不做骄傲自恃的人，不做忘恩负义的人……，要做与人为善，“图利他人”的人，没想到这个观念居然使我一生受益不尽。记得童年时，我就经常替父母分担家事，帮助兄姐解决困难，为师长们跑腿办事，襄助同学一臂之力，我从“图利他人”当中学习到许多做人的道理及处事的经验。二十岁时，来到台湾，我帮忙挂单的寺院每天打六百桶井水，买八十人份的菜米，还要洗厕所，扫落叶。冬去春来，我每天仍照常上殿、禅坐、念佛、写作……，当时的环境虽然很差，但是却忙得不亦乐乎。看到现代的青年尽管环境良好，却烦恼丛生，究其原因，都是由于只看到自己的利益，我不禁感到“图利他人”其实得益最多的还是自己。所以，我常常教诫徒众们：“要常想自己如何为别人作因缘，而不要想别人如何待我们好。”后来一些寺院请我去驻锡管理，想到其它同道的需要，我一一介绍他们前往任事。多少年过去了，听说台湾早年有许多佛寺在没有法师住持的情况下，被一些附佛外道占用，不禁感谢当年这些同道答应住持，使得正信佛法不致被扭曲。一九六一年，我想去美浓闭关，偶然得知某一法师也有此意，我立刻将关房让给他用，并常去探望他，建议他如何阅藏、写作。六年过去了，他出关弘法，我欣见佛教多了一位青年才俊，心中真是欢喜。后来他又因为身分证上没有父母名字，以致拿不到美国签证而未能应邀至纽约弘法，我听说此事，立即为其设法请高雄警察局姜振勋督察长设法，帮他在身分证上添加父母名字，不久之后，他到美国担任住持，我也为大法得以西行而高兴万分。两年过去了，他回台湾有意接掌师父的遗产，我也抱持乐观其成的心，一再请张少齐居士重视他的未来性，后来，终于成功。这些微力助他之心，只觉得是为人应有的行持，并不冀求有丝毫的回报。创建佛光山以来，我立下“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的信条，教育所有的弟子，希望大家以佛法平等无私的胸怀，来“图利”一切的众生。今日，佛光山的道场不但遍及美、加各大都会，后来更应各国信徒的要求，在南美、中美、澳洲、非洲、亚洲等地设立别分院，除弘法利生之外，还设立了接送飞机、中华学校、松鹤学苑、托儿育幼、午斋供应、以粥代茶等服务项目，凡此种种都获得当地民众的好评。这一切证明了“图利他人”、助人成事的观念才是正确的。早年我被推选为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自忖有更多的机会能为大众服务，所以，对于一切会务，我都殚精竭虑，全力以赴。主办护国息灾法会时，我一无所有，凭着利济众生的诚心，兢兢业业，结果轰动一时；受命远赴东瀛，为台湾争取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会籍资格时，不谙日语的我，竟也凭着为国为教的决心，获得对方首肯。甚至在经济拮据时，我曾为会址的兴建捐出不少净财；后来，中国佛教会主办世界佛教僧伽会，佛光山捐了二百万元；中国佛教会开办玄奘大学，建校筹款运动伊始，我们也赞助一百万元，以示共襄盛举之意。我不但帮忙台湾教界，对于海峡对岸各个道场的来函化缘，我也随喜随分，不只资助三百家以上；其它如印度、锡兰、尼泊尔，乃至欧美国家的寺院募款，我都量力帮助。马来西亚佛教总会佛学院落成，我错开忙碌的行程，特地去参加典礼；马来西亚佛教青年会道场开光，我也千里迢迢前往主持。我觉得能够“图利他人”表示自己很有价值，尤其目睹各地佛教，或欣欣向荣，或方兴未艾，自己能够稍尽棉薄之力，更感到与有荣焉。我的弟子永有在伦敦留学期间，曾和我说：“一位南传佛教法师上课时，曾经告诉大家，出家人不能对在家信徒布施。”我听到这句话，觉得十分惊讶。佛教的六度波罗蜜里，以“布施”为上首，甚至主张实践“图利他人”的布施时，应该“三轮体空”，为何会有出家、在家之分呢？回想四十年前我在宜兰展开弘法生涯时，常用单银购买佛书、杂志，分送给年轻人看，他们在言谈时互相讨论，无形中带动了当地的学佛风气。得知乡民之中，有些人喜欢唱歌，却不得其门而入；有些人喜欢读书，却没有很好的教育环境，我便成立歌咏队，设立补习班，以音声、国学、文艺为因缘，方便接引青年学佛。久而久之，他们都将寺院看成自己的家一样。当我了解到当地缺乏完善的幼儿教育，于是办了一所慈爱幼稚园。为了提高教师素质，我甚至还节衣缩食，送几位幼教老师到台中接受训练，结果幼稚园口碑甚佳，学生达数百名之多，办学成果为全省之冠，而家长们也因为送小孩来上学，无形中接触到佛法，信仰了佛教。一些年轻人由入门初识到虔诚信仰，由护法金刚到义工菩萨，后来跟着我南来北往弘法利生，原本偏僻保守的宜兰小镇竟然成为日后台湾佛教蓬勃发展的摇蓝。凡此都是我始料所未及之事，但又何尝不是念念“图利他人”的善因所得来的善果。为了“图利他人”亲近佛教，我为前来拈香礼佛的人端上一杯热茶，在氤氲的香气中，拉进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我为程度较差的人念书读报，在珠玑的字句中，培养大家对文学的浓厚兴趣；我为前来问道的人说法，从他们的言谈中，倍觉如何观机逗教、契理契机的重要性；我为伤心难过的人回信，从众生的烦恼中，体验弘法利生工作的刻不容缓。经云：“菩萨发心，自己未度，先度他人。”其实在图利他人，成就对方的同时，我们已经逐渐完成了自己。四十年前刚来到台湾的时候，凭着一股弘法热忱，我忙过白日的法务工作之后，往往利用晚上时间来撰写佛教书籍，由于当时佛教经典发行不够普及，经常必须苦苦追忆过去所学，方能成篇。后来每念及当年窘境，我在出门弘法的时候，总是节衣缩食购买书籍，好让弟子们能够得到法益，甚至想尽办法，提供资料给所需的人。像蓝吉富要出版佛教书籍，需要日文资料参考，我立刻嘱咐当时远在日本深造的弟子依空代为搜集，他依言照办，拷贝寄回的资料竟达一尺多高；新文丰书局欲发行高丽藏经，我也将仅有的一套借给他们影印。一九五九年，我成立佛光出版社，所发行的书籍、录音带等文物，也一本“图利他人”的愿心，或采结缘方式印赠十方，或以大众化的价格供应读者。得过金鼎奖，耗资一千余万元，费时十余年，动员数十位佛教学者编纂出版的《佛光大辞典》，本着促进两岸佛教文化交流的信念，我慨然将它无条件给中国佛教协会在中国大陆境内发行，希望大家都能得到法喜充满的人生。许多弟子常对我说：“师父！您这样挖心剖肺地对待他人，但是他们都能了解您的苦心吗？您会吃亏上当啊！”我想“图利他人”不嫌多，虽然难免会有吃亏上当的时候，但是我宁可如此，更何况从吃亏上当之中，培养我包容天地，忍耐异己的胸襟。出家六十年来，再大的挫折都不足以动摇我的心念，想来也未尝不是人生一得。记得西来寺刚落成时，为了办事的需要，常住曾到附近买车，日裔车商问清楚我们的需要之后，耐烦地说明那一种车比较便宜、实用，并且教导如何退税，由于他的“图利他人”，无欺诚恳的服务，七、八年下来，我们向这家厂商买了不下十多辆的载卡多。民族性的不同，“图利他人”的态度也千差万别，譬如日本商人的敬业精神就令人十分敬佩，如果甲店没有这样货品，售货员会不厌其烦地指点你去乙店购买，我遇到这类情况，在离开甲店以前通常都会多购买一些小纪念品以为感谢。加拿大的税务员最为彬彬有礼，不但依约定时间在门口等候迎接，而且还告诉你如何节税。反观台湾一些公务人员却以磨人为乐，总不一次说明如何办理，这一次也许怪你证件没有带齐，下一次又说你印章不合格，常常办一件事情，总要奔走来回三、五次，像佛光山的一些别分院道场，办个寺院登记，甚至要十年、八年才能拿到执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经历世间诸多风霜磨难，我深以为警惕，经常提醒自己，教诫弟子要常常“图利他人”，给人欢喜，给人方便。信徒阿敏姑在宜兰开布庄，有一次她告诉我：“做生意很难持守妄语戒，因为如果对顾客照实说面料会褪色，就没有人愿意买了。”我教她：“你可以坦白对客人说明这一种布会褪色，但是比较便宜，一尺要四块钱；那一种布不会褪色，但是比较贵，一尺要八块钱。”她本著「图利他人”之心，不计得失，依法行事，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买了好几栋楼房。信徒奉献油香，有时我看对方经济不佳，不收他们的供养，他们感动之余，赚了钱以后，竟然不只十倍、百倍地奉献道场。可见“图利他人”其实是在为自己广结善缘，得利的还是自己，因为给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西来寺刚落成时，“中华之声”电台的赵元元小姐想要采访我，她顾念到节目在夜间播出，时间太晚了，对我造成不方便，所以改以录音方式访问，我得知后，告诉她：“只要对人间有意义的事，不要说时间很晚，纵然刮风下雨，我也会欣然前往。”赵小姐对我的“图利他人”态度，心生欢喜，约定两天后在电台见面。去年，中华电视公司制作“莲心”节目，邀请我主持第一次的历史性 录像，我看到他们的企划资料，觉得这是一个有益世道人心的节目，因此怡然答应，虽然每次录像都要花上一天的时间，使我的行程益形紧凑忙碌，但想到能够“图利他人”，我觉得这一点牺牲仍是值得的。由于访谈内容都是对大家生活上十分受用的话题，所以播出之后，观众的反应十分热烈，我也感到非常欣慰。我对于报社记者的采访，一向欢迎接待，坦诚相谈，只是他们总喜欢问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尤其台湾有许多记者不重视文教的价值，有时和他们畅谈了一个多小时有关宗教对净化人心的重要性，他们却片言只字也不刊登，只照着自己的意见，大谈佛教的财富。我虽然心中百般无奈不悦，但是生性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愿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仍然勉为其难地接受访问，甚至体念到立足社会谋生艰困，往往主动结缘，提供一些资料给记者发表。如此多年下来，台湾的一些名记者像中央日报的李堂安、中国时报的苏正国等都和我成了莫逆之交。他们中肯而又不失生动的报导发挥了媒体造福人群的功能，可谓功德无量。这种图利他人的精神与方式，不正是社会祥和幸福的原动力吗？多少年来，只要知道有苦难的地方，我都自动挺身而出，“图利他人”，像台湾的水灾，我不只捐助十次以上；其它如孟加拉、菲律宾、俄罗斯、神户、大阪、洛杉矶，乃至中国大陆各地的地、水、风、火等天灾人祸，我也都竭尽所能，倾囊相助。一九九四年，台湾因为台风过境造成严重的“八一二水灾”，总统李登辉先生大概知道我一向乐意“图利他人”，公开“点名”，希望佛光山能够捐输解困。我那时正在欧洲弘法，尽管佛光山也是灾区之一，心中忧心不已，我仍直下承担，登高响应，呼吁全世界的佛光会员发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精神，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勉力捐献了一千万元给政府赈济灾民。近来，台湾社会治安败坏，重大刑案一再发生，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甚至一些民间团体在市街游行，要求政府提出革新社会的方案。一时之间，台湾的社会问题成了社会大众最为关心的话题，与我素昧平生的名教授邵玉铭先生在一次电视访问中谈及此事，竟然说道：“台湾要净化心灵，只有星云大师出来才办得到！”我辗转耳闻，除了感谢他的过誉之外，更觉得自己应该身先士卒，为社会安定尽棉薄之力。不久之后，我发起“慈悲爱心列车──环岛布教”活动，倡导社会安定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唤醒大家应从自己做起，除了揭橥去十恶、守七诫的德目之外，更主张要日行一善，“图利他人”。只见“慈悲爱心列车”所到之处，均受到民众热烈欢迎，许多人扶老携幼全家一起共襄盛举，他们顶着烈日，冒着大雨，跟着我们一路走下去，希望能走出台湾和谐、安定的康庄大道。有的人甚至搬出家中的饮食果蔬送给沿街布教的佛光会员们解渴止饥，我们坚信如果能将这种善良的风气持续传播下去，台湾的每一个人都是爱心人，台湾的每一块地都是慈悲地，那么何患社会不能繁荣进步，国家不能幸福康乐？佛经云：“人我一如，自他不二。”冀望社会大众人人都能建立“图利他人”的观念，共同携手努力，共创美好家园。如果教育界都能努力教学，作育英才；传播界都能笃实客观，作正面报导；工商界都能改善质量，增加生产；政治界都能重视人权，为民谋福……，大家必能在共存共荣的基础下，享有祥和安乐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