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波法师：弘扬佛法--僧人永恒的使命
站在世纪之交的分界线上，与大家一同畅谈佛教在二十一世纪的神圣使命，心中自然而然生起一种责任与压力之感。要知道，作为佛教中的一份子，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佛教今天所面临的现实，以及佛教徒中出家人的定位。众所周知，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切实的贯彻与落实，无论是寺院的恢复与重建，乃至不断增加的信众人数，都能充分证明这一点。欣慰又欣喜之余，难免又有些深切的忧虑。佛教今天的现状，相对于社会的整体发展而言，依然跟不上时代的需要。尤其是当今社会正处在一个价值观念的转型时期，面对各种思想的冲击，人们的免疫力普遍下降，致使思想摇摆不定，不知不觉中迷失了方向，造成许多难以消化的困扰。于是乎，各种各样披着佛教外衣的“救世主”相继出笼，把本来就不了解佛教的人们，弄到鱼目混珠的地步，严重影响和损害了佛教的形象。如“观音 法门”、“佛子 出山”，再到“法 轮大 法”，以及一些民间信仰、巫医神汉等等，甚至于还有一些伪装的出家人，都无不贴上佛的标签招揽顾客，喧宾夺主、惑乱人心，真不知道要超出佛陀时代九十六种外道的多少倍！诚如《楞严经》所说：“末法时代，邪师说法如恒河沙”。
不能否认，除去众生共业的因素以及素质方面的欠缺之外，更重要的是，作为寺院的重要职能，弘扬佛法的力度不够。或者也可以说，作为出家人的份内事，“弘法是家务”的事业没有做好。而对于佛教正法的弘扬，恰恰是佛教面对现实的永恒使命。而使命分明是一种精神，同时也是一种动力。只有如此，佛教才能正本清源，佛教才会有不朽的生命力。追寻古德先贤的足迹，我们会找到一个使命的支点；回到现实中的我们，自然会承担起应尽的义务和职责；未来的佛教，将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而生机勃勃。
让我们回顾一下前人的行履。
从汉代开始，许多印度译经僧带着让佛法泽被更多众生的使命，历尽千辛万苦相继来到中土。如最初摄摩腾、竺法兰来华译出《四十二章经》，接下来的则是其他高僧连绵不断的努力。历史已经记下了他们的伟绩。
待到三国之际，自朱土行西行求法始，佛教已由被动的接受到主动的追求，表明中国佛教从此有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在这个转折点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高僧大德。如东晋高僧法显，在他六十岁高龄之际，依然西行印度求法，涉流沙，踏雪山，出生入死，除取得一批经典之外，还完成了《佛国记》的撰写。发心所在，用《高僧传》中法显自己的话说：“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必死之地，以达万一之冀。”还有著名的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事迹，同样使我们心旌摇动。从历时十九年的艰苦征程，留学于那烂陀寺，享誉于五天竺，到归国之后，译出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并著有《大唐西域记》，为中国佛教翻译史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高僧大德的共同努力，佛教才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我们感谢这些“民族的脊梁”，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佛教的骄傲，同时也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同感。
循着历史，让我们走进公元三世纪的南印度。一位叫作提婆的菩萨，为了拯救中印度波吒厘城佛教僧团衰微的现状，为了佛教正法的伸张，毅然前去建立法幢，展开辩论，大破外道。当一外道弟子为发泄其师被破之愤，将利刃插入菩萨的腹中，临终之际，菩萨依然教诲他的弟子：“诸法本空，无我我所。谁为加害？谁为被害？”一位圣者的境界让我们的心灵深深震颤。
在中国的东晋时代，同样有一位值得尊敬的高僧道生法师。当大本《涅槃经》未传入中土之际，法师即能提出“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的观点。虽遭僧团摈弃，却仍坚定不移。据说当年无限寂寞的法师，躲在虎丘山上，对着一堆石头说法，竟然使得顽石点头，却没有办法让人信受。感慨之余，深知真理的孤独，弘法的不易。但法师并没有放弃，最终实践了他的誓言——“愿舍寿之时，踞狮子座。”
感人的故事何止于此，当曾感动又再感动之余，我们坚定了信心和步履。
因为，我们已不再是孤军奋战，诸佛菩萨与古德先贤是我们永远的伴侣。我们将不再爱惜自己的羽毛，因为“凤凰涅槃，还可再生”。
让我们透视佛教所面对的问题
时代发展到今天，值得深思的是，佛教为什么少了些使人感动的内涵？当一切佛教典籍已经完备之际，当面对现实纷纭复杂的附佛思想与行为，我们佛教本来应该拥有一个新的转折点，那就是“大力弘扬佛法”，如是方能“显正而破邪”。这正是新时代佛教的使命，同时也是我们当代僧青年必须面对的现实。
或许有人会说，对于“弘扬佛法”，我们多多少少也做了些事情。但同实际需要相比，还是差得太远太远。因为现实中污染佛教的思想发展得太快太快。曾几何时，一些打着“佛家气功”的招牌，兜售着看似佛教的内容，诸如“即刻开悟”、“万法 归一”，以及“真善 忍”大 法等，看似道貌岸然，实则似是而非。佛教中常说一句话：正法让邪人说，正法不得不邪；邪法让正人讲，邪法不得不正。可见，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发心的问题。因此学佛不能单纯看表面现象。佛教今天所面临的现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面对前人历尽千难万险取回的佛教典籍，我们并没有以感恩的心情，倍加珍惜而深入进去，认识佛法，弘扬佛法，于是藏(zang)经变成了“藏(cang)经”；同时，人们又以太多的热情，关注人死后的情形，而回避人活着的现实，加上利益驱动和随顺流俗，出现了太滥的经忏佛事，消耗了我们太多的精力，从而严重地误导了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而寺院招收出家众的素质不高，以及戒律的松弛等，同样阻碍了佛教的良性发展。这其中关键还是人的问题，因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生存在现实的社会中，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功利或实惠，也就是现世的利益，所以佛法的传播肯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局限于固有价值观念的束缚，人们常常不能接受一个事物的真相，相反一些莫明其妙的胡说八道却有着广阔的市场。正如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所说：“目前的时代，真理是那样的幽晦难明，流言又是那样根深蒂固，以致于除非我们热爱真理，我们便不会认识真理。”
唯其如此，我们的使命才会更重要、更神圣，我们才更要努力。因为我们相信，佛法可以塑造一个崭新的自我，从此我们将告别消极和萎靡。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也正是在利他中完成自利的菩萨种姓。
我们知道，虽然人性的弱点，是很难改变和改造的，正所谓“山河易改，秉性难移”，但这并不意味着永无更改的可能。因为印证佛法标准的“三法印”中，就有“诸行无常”的说法。如此看来，虽然很难却有可能。记得毕加索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位瞎眼的吉他手在弹奏。可以想见，他不会弹的很好，可是他却一直在弹！我们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因为，只有坚持不懈，才能积集我们的成佛资粮，才能不辜负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让我们对佛教的明天充满信心
“佛祖家当，本地风光。”对弘法使命的直下承当，是我们佛教的希望所在。佛法因果律告诉我们，“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那么，所有现在的努力都将不会付诸东流，佛教的明天会因为我们的耕耘而更有希望，而我们个人会因对弘法使命的尽责而在未来结出丰硕无比的果实。
事实终将证明：所有对于弘法使命的承当和耕耘，必将成为一种深深的记忆。这记忆分明是菩提种子，必将使我们的生命升华、圆满，同时也必将使我们信仰的环境宁静而和谐。这种使命的完成，需要你、我、他——所有具备相同信仰者的参与。我们坚信，一种转末法为正法、化腐朽为神奇的佛教现实必将出现！正如白居易诗中所说的：“常恨春归无觅处，不觉转入此中来。”
站在世纪之交的分界线上，与大家一同畅谈佛教在二十一世纪的神圣使命，心中自然而然生起一种责任与压力之感。要知道，作为佛教中的一份子，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佛教今天所面临的现实，以及佛教徒中出家人的定位。众所周知，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了切实的贯彻与落实，无论是寺院的恢复与重建，乃至不断增加的信众人数，都能充分证明这一点。欣慰又欣喜之余，难免又有些深切的忧虑。佛教今天的现状，相对于社会的整体发展而言，依然跟不上时代的需要。尤其是当今社会正处在一个价值观念的转型时期，面对各种思想的冲击，人们的免疫力普遍下降，致使思想摇摆不定，不知不觉中迷失了方向，造成许多难以消化的困扰。于是乎，各种各样披着佛教外衣的“救世主”相继出笼，把本来就不了解佛教的人们，弄到鱼目混珠的地步，严重影响和损害了佛教的形象。如“观音 法门”、“佛子 出山”，再到“法 轮大 法”，以及一些民间信仰、巫医神汉等等，甚至于还有一些伪装的出家人，都无不贴上佛的标签招揽顾客，喧宾夺主、惑乱人心，真不知道要超出佛陀时代九十六种外道的多少倍！诚如《楞严经》所说：“末法时代，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不能否认，除去众生共业的因素以及素质方面的欠缺之外，更重要的是，作为寺院的重要职能，弘扬佛法的力度不够。或者也可以说，作为出家人的份内事，“弘法是家务”的事业没有做好。而对于佛教正法的弘扬，恰恰是佛教面对现实的永恒使命。而使命分明是一种精神，同时也是一种动力。只有如此，佛教才能正本清源，佛教才会有不朽的生命力。追寻古德先贤的足迹，我们会找到一个使命的支点；回到现实中的我们，自然会承担起应尽的义务和职责；未来的佛教，将会因为我们的努力，而生机勃勃。让我们回顾一下前人的行履。从汉代开始，许多印度译经僧带着让佛法泽被更多众生的使命，历尽千辛万苦相继来到中土。如最初摄摩腾、竺法兰来华译出《四十二章经》，接下来的则是其他高僧连绵不断的努力。历史已经记下了他们的伟绩。待到三国之际，自朱土行西行求法始，佛教已由被动的接受到主动的追求，表明中国佛教从此有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中，出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高僧大德。如东晋高僧法显，在他六十岁高龄之际，依然西行印度求法，涉流沙，踏雪山，出生入死，除取得一批经典之外，还完成了《佛国记》的撰写。发心所在，用《高僧传》中法显自己的话说：“所以乘危履险不惜此形者，盖是志有所存，专其愚直，故投命于必死之地，以达万一之冀。”还有著名的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的事迹，同样使我们心旌摇动。从历时十九年的艰苦征程，留学于那烂陀寺，享誉于五天竺，到归国之后，译出佛经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并著有《大唐西域记》，为中国佛教翻译史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高僧大德的共同努力，佛教才有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我们感谢这些“民族的脊梁”，因为他们不仅仅是佛教的骄傲，同时也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相信大家一定会有同感。循着历史，让我们走进公元三世纪的南印度。一位叫作提婆的菩萨，为了拯救中印度波吒厘城佛教僧团衰微的现状，为了佛教正法的伸张，毅然前去建立法幢，展开辩论，大破外道。当一外道弟子为发泄其师被破之愤，将利刃插入菩萨的腹中，临终之际，菩萨依然教诲他的弟子：“诸法本空，无我我所。谁为加害？谁为被害？”一位圣者的境界让我们的心灵深深震颤。在中国的东晋时代，同样有一位值得尊敬的高僧道生法师。当大本《涅槃经》未传入中土之际，法师即能提出“一阐提人皆得成佛”的观点。虽遭僧团摈弃，却仍坚定不移。据说当年无限寂寞的法师，躲在虎丘山上，对着一堆石头说法，竟然使得顽石点头，却没有办法让人信受。感慨之余，深知真理的孤独，弘法的不易。但法师并没有放弃，最终实践了他的誓言——“愿舍寿之时，踞狮子座。”感人的故事何止于此，当曾感动又再感动之余，我们坚定了信心和步履。因为，我们已不再是孤军奋战，诸佛菩萨与古德先贤是我们永远的伴侣。我们将不再爱惜自己的羽毛，因为“凤凰涅槃，还可再生”。让我们透视佛教所面对的问题时代发展到今天，值得深思的是，佛教为什么少了些使人感动的内涵？当一切佛教典籍已经完备之际，当面对现实纷纭复杂的附佛思想与行为，我们佛教本来应该拥有一个新的转折点，那就是“大力弘扬佛法”，如是方能“显正而破邪”。这正是新时代佛教的使命，同时也是我们当代僧青年必须面对的现实。或许有人会说，对于“弘扬佛法”，我们多多少少也做了些事情。但同实际需要相比，还是差得太远太远。因为现实中污染佛教的思想发展得太快太快。曾几何时，一些打着“佛家气功”的招牌，兜售着看似佛教的内容，诸如“即刻开悟”、“万法 归一”，以及“真善 忍”大 法等，看似道貌岸然，实则似是而非。佛教中常说一句话：正法让邪人说，正法不得不邪；邪法让正人讲，邪法不得不正。可见，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发心的问题。因此学佛不能单纯看表面现象。佛教今天所面临的现实，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面对前人历尽千难万险取回的佛教典籍，我们并没有以感恩的心情，倍加珍惜而深入进去，认识佛法，弘扬佛法，于是藏(zang)经变成了“藏(cang)经”；同时，人们又以太多的热情，关注人死后的情形，而回避人活着的现实，加上利益驱动和随顺流俗，出现了太滥的经忏佛事，消耗了我们太多的精力，从而严重地误导了人们对佛教的认识和理解；而寺院招收出家众的素质不高，以及戒律的松弛等，同样阻碍了佛教的良性发展。这其中关键还是人的问题，因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生存在现实的社会中，人们普遍关注的是功利或实惠，也就是现世的利益，所以佛法的传播肯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局限于固有价值观念的束缚，人们常常不能接受一个事物的真相，相反一些莫明其妙的胡说八道却有着广阔的市场。正如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所说：“目前的时代，真理是那样的幽晦难明，流言又是那样根深蒂固，以致于除非我们热爱真理，我们便不会认识真理。”唯其如此，我们的使命才会更重要、更神圣，我们才更要努力。因为我们相信，佛法可以塑造一个崭新的自我，从此我们将告别消极和萎靡。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也正是在利他中完成自利的菩萨种姓。我们知道，虽然人性的弱点，是很难改变和改造的，正所谓“山河易改，秉性难移”，但这并不意味着永无更改的可能。因为印证佛法标准的“三法印”中，就有“诸行无常”的说法。如此看来，虽然很难却有可能。记得毕加索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位瞎眼的吉他手在弹奏。可以想见，他不会弹的很好，可是他却一直在弹！我们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因为，只有坚持不懈，才能积集我们的成佛资粮，才能不辜负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让我们对佛教的明天充满信心“佛祖家当，本地风光。”对弘法使命的直下承当，是我们佛教的希望所在。佛法因果律告诉我们，“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那么，所有现在的努力都将不会付诸东流，佛教的明天会因为我们的耕耘而更有希望，而我们个人会因对弘法使命的尽责而在未来结出丰硕无比的果实。事实终将证明：所有对于弘法使命的承当和耕耘，必将成为一种深深的记忆。这记忆分明是菩提种子，必将使我们的生命升华、圆满，同时也必将使我们信仰的环境宁静而和谐。这种使命的完成，需要你、我、他——所有具备相同信仰者的参与。我们坚信，一种转末法为正法、化腐朽为神奇的佛教现实必将出现！正如白居易诗中所说的：“常恨春归无觅处，不觉转入此中来。”